在语言选择的研究中，Bamgbose（2003）指出自由选择语言的三个主要制约条件是历史、经济、和官僚机构。从历史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大陆在历史上并未被英语系国家全部殖民统治过，因此保持或改变任何殖民语言并不成问题。无论是1950年代推行俄语教育或者是后来推行英语教育，新中国并未遇到像日本在1930年代和40年代试图在中国推行殖民语言政策时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社会或文化阻力。Bamgbose（2003）认为从官僚机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语言状态的政策决定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政策由政府或类似政府机构制定，其次政策的实施需要官僚机构的规章和制度，第三负责决策的官员作为社会精英团体，拥有很大的意愿来保持英语的状况。这个理论部分在中国仅部分适用，中国的政府主体扶持英语的出发点是促进出口以及制定实施政策的规章制度，但是所谓“社会精英”（如果存在的话）扶持英语的主体意愿并不明显。近年来，主要是经济力量决定了了中国选择语言教育的方向。从个人角度上来说，自从大学不再统一分配毕业生工作后，大家很快发现外资公司或者需要使用英语的职位薪水普遍比较高，因而大家都愿意去学英语。一般来说，个人选择学习英语是因为虽然英语很少被用于内部事务沟通，但是由于英语能提供给个人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水以及获得更高教育和学术进阶的机会。而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英语在中国的发扬光大主要是因为其在国际商务关系和沟通中的领导地位能帮助国家迅速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
中国官方正式实施英语教育始于1862年（Guo，2001），但是当时并没有统一的英语语言政策和充分设计的英语语言教育方案。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英语语言政策的转换也不得不跟随政治路线的主导下进行了30年。1950年代由于政治和经济考虑，俄语作为第一外语而将英语推向了几乎灭绝的边缘。而1960年代由于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以及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和经济联系的需要，英语在中国的重要性急剧增加。也从那时起，中国中学开始使用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使用第一外语的概念，同时也昭示着中国的英语语言政策的重大改变。尽管这个政策受到紧接下来的文革的影响而未能持续贯彻，但是这个新政策从政治和经济的长远考虑还是非常实用和有利的（Hu，2001）。随着全球化在上世纪后20年的加速，中国保持了对英语的政策倾斜，因而英语教育自1976年起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1979年，教育部（MOE，1999）正式鼓励长期计划以及多种外语培训者的平衡。1982年，教育部要求在中学将英语作为主要外语进行讲授（Liu et al，2001, quoted in Hu, 2001）并且英语也成为高等院校主导外语。目前中国的外语政策向英语严重倾斜。英语目前在中国的地位相比1950年代俄语在中国的地位只高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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